近日，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撰文指出，要解决中国式“钱荒”，需要靠金融体系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并提出发挥一线城市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加快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塑造出像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七种新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这需要发挥一线城市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并加以大力培养。美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究力量，“企业家金融”服务于科技创新企业，把创新企业的高收益回报作为金融服务的收益来源。“企业家金融”模式能真正扶持“人才主导”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但不少中国的PE甚至创业板市场恰恰是在缺失“企业家金融”的情况下，通过开展IPO服务来谋求高回报，结果是让一般投资者承担了劣质机构和企业圈钱的“过度风险”。

第二种模式，是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这需要加快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

第三种模式，是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这则需要我国的金融机构坚定不移地走差异化、专业化的道路。孙立坚认为这种模式可能比美国模式更切合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因为德国大量中小银行针对固定的中小企业客户群所开展的专业化和差异化服务，是确保德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永葆青春的秘诀之一。而他们的银行之间和企业之间也没有出现破坏价格、争抢客户的恶性竞争，相反，靠走专业化道路的模式，银企之间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信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中小企业大多数不选择上市，而是和服务自己的银行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型金融模式。

第四种模式，是现代“财富金融”模式。而这需要充分利用一线城市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高净值人群和专业化金融人才”于一身的优势。

第五种模式，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消费金融”。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防范消费金融业务扩大可能积累的系统性风险的全面爆发。

第六种模式，探索发展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和管理外汇储备及社保资金等公共资金投融资需求所渴望的“政府金融”。

第七种模式，是推动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稳步打造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的“全球化金融”。